中國哲學構建法、中國哲學史書寫法新論
作者：張耀南（北京航空航天年夜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級研討院）；劉璐瑤（北京航空航天年夜學公共治理學院）
來源：《北京航空航天年夜學學包養情婦報（ 社會科學版）》2021年第2期
摘要：剖析甲午以降中國人本身的“中國哲學（史）”構建法、書寫法，可清楚發現三款格局之存在：基于“漢學”佈景之構建法、書寫法；基于“國學”佈景之構建法、書寫法；基于“華學”佈景之構建法、書寫法。學者們分別采用三套格局來研討“中國哲學（史）”，從“格局學”角度觀察，此三款格局既有區別，又有聯系。“漢學”對應比較哲學之“歐化比”格局，謝無量、胡適、馮友蘭等采用之；“國學”對應比較哲學之“并置比”格局，張東蓀、張岱年等采用之；“華學”對應比較哲學之“化西比”格局，今朝正在構建中，所得必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（史）”。對于“華學款中國哲學（史）”之構建與書寫，文章給出三年夜瞻望。
關鍵詞：漢學；國學；華學；歐化比；并置比；化西比；中國哲學；中國哲學史；
作者簡介：張耀南（1963—），男，湖南石門縣人，傳授，博士，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哲學、比較哲學、知識學、天然國學與科技史；
在中國當下學術體系中，“漢學”“國學”“華學”是三門并列的學問。實際上它們之研討對象年夜致雷同，都是以“中國”“中國學術”“中國學問”等為研討對象。差別重要在方式：“漢學”（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）以“歐化”為方式，固持“歐化比”，力圖以歐西學術框架解構中華學術框架、消化中華學術資料；“國學”以“并置”為方式，固持“并置比”，力圖將歐西學術框架、學術資料與中華學術框架、學術資料分開論之，或共置于一“共名”下論之；“華學”則以“化西”為方式，固持“化西比”，力圖以中華學術框架解構歐西學術框架、消化歐西學術資料【1】。
“漢學”“國學”“華學”作為研討統一對象的三款分歧“比較研討”格局，落實到“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，就是三款分歧的“比較哲學”格局。
剖析晚清以降，尤其甲午以降中國人本身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，可清楚發現三款格局之存在：基于“漢學”佈景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；基于“國學”包養網推薦佈景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；基于“華學”佈景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。學者們分別采用三套格局，來研討“中國哲學（史）”這個對象。從“格局學”角度觀察，此三款格局既有區別，又有聯系，若能剖析明白，可防止許多無謂爭論。
一、“漢學款中國哲學（史）”之構建與書寫
在歐西學術體系中，“漢學”（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）是“東方學”（Oriental Studies）或包養網dcard“東方主義”（Orientalism）之一支，其起點當在晚明，當歐西“天學”與中華儒道釋之學初度相遇之時。
張西平師長教師認為，“專業漢學”之前，還應有“游記漢學”與“傳教士漢學”兩個階段。此三階段說[1]———“游記漢學”“傳教士漢學”“專業漢學”———值得采納。
“漢學”以“歐化”為方式，固持“歐化比”，力圖以歐西學術框架解構中華學術框架、消化中華學術資料。換言之，化西宗以為“漢學”代表著一種學術格局———“以歐化中”之“歐化比”格局。準此則可知，以地區、時代、領域等，來區分Sinology與Chinese Studies，是禁絕確的；就研討格局而言，它們都是雷同或基礎雷同的。都是固持統一種格局：“以歐化中”或“歐化比”。
歐西“漢學”以“歐化比”為格局，幾乎已是學界共識。例如，西班牙漢學家勞爾·魯伊斯就明確承認，“歐洲漢學”之焦點是“歐洲”“歐洲觀念”“東方觀念”，以歐西格局為普世格局，以“東方中間論”貫穿始終[2]。薩義德《東方主義》（Orientalism）亦婉言，“東方學”或“東方主義”實際就是“歐西中間論”之產物，此中的“漢學”，同樣這般，目標只在為歐西帝國主義或殖平易近主義背書，為其擴張行為構建學理依據。年輕一代歐洲漢學家，同樣看穿此層[3]。張西平師長教師稱為“受啟于漢學家”的“范式轉換”[4]，此種“范式轉換”，最終使中國學者幾乎“集體無意識”地倒向“歐化比”格局，匯成一股時代思潮【2】。
回到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，可以發現歐西“漢學”之“歐化比”格局，亦對中國學者之“中國哲學”構建，起到決定感化；對中國學者之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，起到決定感化。
從格局學角度、從方式論上講，這在料想之中；從學術發展、從公道性上講，這在道理之外。因為這不應該是“中國哲學”之畢竟構建法，不應該是“中國哲學史”之畢竟書寫法。換言之，“漢學款中國哲學”與“漢學款中國哲學史”，不應該是“中國哲學（史）”之正規形態。
可以謝無量《中國哲學史》、胡適《中國哲學史年夜綱》、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等著作為例，簡要說明“漢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漢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之大要。
在中國人本身構建“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中國哲學史”之前，晚明來華“漢學家”，已經為中國人設包養網站定了軌道。他們“企圖以一種更徹底的經院哲學來取代中國原有的經院哲學”，也就是以歐西經院哲學對中華原有哲學進行“新的解釋或改革”【3】。
上帝教耶穌會（也有其他修會）會士們的格局，是不是真正合情、公道、及格之“范本”與“榜樣”，恰是文章現在要討論的。但在未討論之前，他們的“歐化比”格局，已成為四百余年間“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之一條主線。
延至晚清，中國人開始本身出頭具名構建“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中國哲學史”。例如，謝無量撰《短期包養中國哲學史》，1916年9月第一版，至1928年9月已出至第九版，可知影響不小。包養網VIP其價值，即在鎖定“本體優先”格局。其布局、坐標與思維方法，均是“西式”的，作為一部為以后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奠基格局的“開山之作”，其所奠基的，就是“本體優先”格局，就是“歐化比”格局。其整體布局，采用“歐化比”格局；其品評“坐標”，采用“歐化比”格局；其釋讀框架、思維方法，采用“歐化比”格局【4】。
此種構建法與書寫法，都是以歐西哲學之“本體”釋讀中華哲學之“道”，以歐西哲學之“現象”釋讀中華哲學之“萬物”，以歐西哲學包養管道之“本體”釋讀中華哲學之“無”，等等。總之一句話，就是以歐西哲學“本體論式思維”、歐西漢學“歐化比”格局釋讀老子哲學、釋讀中華哲學。此種構建法、書寫法一鎖定，后來者若無年夜才，幾無能夠出其軌道【5】。
例如，胡適撰《中國哲學史年夜綱》，對于老子哲學之釋讀，就未能出謝撰《中國哲學史》之軌道[5]。馮友蘭撰《中國哲學史》，對于老子哲學之釋讀，亦未能出謝撰《中國哲學史》之軌道[6]。稍后出書的馮友蘭撰《新理學》，更是全盤采用“歐化比”格局的典范之作，其對中華哲學“理—氣”之釋讀，全盤落進歐西哲學“情勢—質料”框架中，全盤落進謝著鎖定之“歐化比”格局中。
二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包養行情（史）”之構建與書寫
胡適以“國學”同等于“國故學”與“國粹學”[7]，只看到了研討對象上舊的一面。“國學”專指中華外鄉固有之所有的學術。
湯一介師長教師《“國學”可否成為一級學科》認為，針對“西學”的“國學”之名，應是晚清從japan(日本)進口，是當時西學東漸風潮下為區別“西學”而引進。
湯師長教師強調要留意儒、道、釋三家長期處于互補態勢中，構成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之局勢。他贊成馬一浮師長教師對“國學”概念之含義用“楷定”來講的作法，認為還是“百家爭鳴”為好，不要“定于一尊”[8]。
與“西學”并立之“國學”，代表一種學術格局———“中西并置”或“并置比”格局，方式是“以中釋中，以西釋西”，力圖在“歐化比包養俱樂部”格局之強勢包圍中，打開一個缺口，確立“中華學術”“華學”“國學”之獨立品份。“學有中西之別”，“國學”之作為“學”，最基礎上是指有別于歐西格局的“中華思維”“中華框架”“中華格局”[9]。
回到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，可以發現“國學”所持“并置比”格局，亦對中國學者之“中國哲學”構建，起到嚴重感化；對中國學者之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，起到嚴重感化。從方式論上講，這在料想之中；從公道性上講，亦在道理之中。茲以張東蓀以《中國哲學史講義》為中間的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、張岱年以《中國哲學年夜綱》為中間的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等為例，簡要說明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之大要。
張東蓀以《中國哲學史講義》為中間的“包養心得中國哲學史”書寫，包括《知識與文明·中國思惟之特征》《公孫龍的辯學》《中國哲學史上釋教思惟之位置》《本無與性空》等主要篇章。《知識與文明·中國思惟之特征》提出并論證了“中國哲學無西式本體論（Substance Philosophy）”“中國哲學無西式因果論（Causality Philosophy）”“中國哲學無西式情勢論（Form Philosophy）”[10]等決定性觀點。為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，奠基了堅實基礎。
《公孫龍的辯學》另行提出了一種對于公孫龍哲學的新釋讀[11]。《中國哲學史上釋教思惟之位置》力圖勾畫出歷史上中華哲學家“全盤化佛模板”之完全形態，以為將來中華哲學家“全盤化西”之參鑒[12]。《本無與性空》立于比較哲學視野，重點討論中、西、印三年夜哲學系統對于“本體”（Substance）之分歧態度，其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法，表現得淋漓盡致[13]。此三文，張東蓀清楚標注是其《中國哲學史講義》之一部門。可知20世紀40年月末，張東蓀確是編有《中國哲學史講義》，且其書寫，以批評胡適《中國哲學史年夜綱》、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等相關著作為佈景。這是中國學術史上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之最主要嘗試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之最主要嘗試。
張岱年以《中國哲學年夜綱》為中間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，包括《關于中包養意思國哲學史的范圍》《中國現代哲學中若干基礎概念的來源與演變》《中國現代本體論的發展規律》《張載———十一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》《開展中國哲學固有概念范疇的研討》《談中國哲學史的學習方式》《中國現代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及其特點》《中國現代本體論的發展規律》《中國哲學年夜綱·致知論》等篇章。其焦點觀點重要有：
第一，認為“中式本體”分歧于“西式本體”。如《中國現代哲學中若干基礎概念的來源與演變》說：“東方哲學傳進以后，翻譯名詞中也有所謂本體。東方哲學中所謂本體的意義也是很復雜的，其重要意義之一是指所謂與現象對立的獨一實在。東方的許多哲學家都認為，本體實而不現，現象現而不實，本體乃是現象背后的獨一實在。這所謂本體是與中國現代哲學中所謂本體判然不同的。假設用東方哲學所謂本體的意義來清楚中國現代哲學中所謂本體，那就年夜錯了。”[14]99
第二，反對用“歐西本體論”釋讀中國哲學。如《中國現代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及其特點包養意思》所說[14]607。
第三，認定中國哲學無歐西本體“很健全”。如《中國哲學年夜綱·致知論》之結論《中國哲學中之活的與逝世的》[15]，所講是中國哲學中六項“活的”觀念之第一項，可知張岱年是以“無歐西本體”為中國哲學之“第一道理”。
以上就是張東蓀、張岱年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之大要。他們之書寫，保護了中華哲學之“原生態”，凸顯了中華哲學之獨特徵【6】。
總體來看，胡適、馮友蘭、金岳霖、包養網比較牟宗三等“漢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漢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，是以歐西哲學之“長”為中華哲學特征，是基于“中西哲學同質論”之一種構建與書寫【7】；張東蓀、張岱年等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，則是以歐西哲學之“短”sd包養為中華哲學特征，或以中華哲學之“長”為中華哲學特征，是基于“中西哲學異質論”之一種構建與書寫。
三、“華學款中國哲學（史）”構建與書寫之嘗試與瞻望
“華學”一名，由饒宗頤師長教師（1917—2018，字伯濂，又字選堂，號固庵）最先提出。饒師長教師認為，歐西漢學家往往帶著“西洋觀點”看中華文明，所以應用“漢學”一名要相當謹慎。
饒師長教師“華學”設想，始于20世紀90年月。1994年2月，學術集刊《華學》之《發刊辭》云：“中華文明是矗立年夜地上一個從未間斷的文明綜合體，盡管歷盡滄桑，經過無數紛擾、割據、分與合相尋的歷史曲折，卻始終堅持她的連續性，像一條浩浩蕩蕩的長河滾滾奔騰。至于本日，和早已沉淀在歷史斷層中的巴比倫、埃及、希臘等陳舊文明完整紛歧樣。中國何故能夠維持七八千年的綿延不斷的歷史文明，光這一點，已是耐人尋味而不不難解答的課題。”或云：“近期，國內涌起尋求炎黃文明的熱潮，在北京出現不少新刊物朝著這一路向，企圖找回本身的文獻所遺留下來的傳統文明的真義。亡羊補牢，似乎尚未為晚。”[16]
饒師長教師《發刊辭》強調“華學”研討之三年夜坐標：一是縱的時間方面，二是橫的空間方面，三是事物的穿插錯綜方面；在此三方面找尋出它們之因果關系，就是“華學”研討。他說：“我們所欲揭橥的華學趨向，有下列三個方面：一是縱的時間方面，探討歷史上主要的凸起事務，尋求它的產生、銜接的先后層次，加以疏浚收拾。二是橫的空間方面，留意分歧地區的文明單元，考核其交通、傳播、相互挹注的歷史事實。三是在事物的穿插錯綜方面，找尋出它們的條理———因果關系。我一貫所采用的史學方式，是重視“三點”，即把握焦點、抓緊重點、發揮特點，尤其特別用力于關聯性一層。因為唯有這樣做，才幹夠說明問題而獲得較深刻的懂得。Assyrian文法上的關系名詞（Relative Pronoun）有一個‘Sa’字，具有Whom、What等意義，我在史學是主張關聯主義的，我所采用的，可說是一種‘Sa’字觀，有如佛包養俱樂部家的阿字觀。”[16]
饒師長教師實際已意識到，“華學”代表著另一種學術格局。他以為“華學研討法”約有如下數端：（1）語言文字為基礎，如通過甲骨、金文、簡帛等出土資料研治文字之學包養網VIP，通過悉曇文字研治聲韻之學，通過出土文獻及域外文獻研治訓詁之學等；（2）目錄學為津梁，認為“我的良多學問的開展，第一把鑰匙恰是目錄學”；（3）從“三重證據法”到“五重證據法”，認為應將王國維“紙上之資料”與“地下之新資料”互證之“二重證據法”擴展為“三重證據法”與“五重證據法”包養網心得；（4）史學上之關聯主義，認為“高低古今、萬界萬物，都是相互牽連的”，故學術應高低勾連，而不限于一時一地一物。
饒師長教師之缺點，是沒有將“華學研討法”置于“比較哲學”年夜框架下來展開論述。故他雖明確反對“歐化比”格局，但卻沒有針鋒相對地提出“化西比”格局；其初志很好，但卻尚未提醒“華學”一名更為深入之“格局與格局學”內涵。
化西宗以為，在“比較哲學”年夜框架下來觀察，“華學”代表的，恰是“以中化西”之“化西比”格局。饒師長教師不主張用“比較方式”，認為采用比較方式研討中華傳統文明，不難受別人影響，理路不正；實際上，“比較哲學”本有三年夜格局———“歐化比”“并置比”“化西比”，他能夠只看到前兩種———“歐化比”與“并置比”，故不愿應用“比較方式”。若看不到“化西比”格局，則饒師長教師之“華學”觀，很不難退回到“國學”及其所代表的“并置比”格局，導致不克不及實現新的衝破。
“華學”之作為“學”，最為最基礎的，在于它是“比較哲學”、比較研討之一款格局———“以中化西”格局、“化西比”格局，目標是用中華祖先固有之格局，消化歐西之學。
中華哲學家已構建出一整套“格局系統”，足可吃失落并消化西學，最終把“歐西哲學”變成“中華哲學”之一部或一環，產出“新中華哲學”。中華哲學家全盤“消化佛學”、最終產出“禪宗”之偉年夜歷史實踐，已經明示落實“化西比”、用中華哲學“格局系統”消化“歐西哲學”、最終完成“全盤化西”、開啟中華文明新時代之能夠遠景。
具體到“中國哲學”之新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之新書寫，目標就是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與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之成立。此方面最值得關注的，是馬一浮師長教師（1883—1967，單名浮，字一浮，號湛翁、蠲翁、蠲叟、蠲戲白叟）之盡力。換言之，馬師長教師曾有“華學款中國哲包養網單次學（史）”構建與書寫之嘗試。
馬師長教師明確提出了“中華六藝可統攝西來一切學術”之典范性的“化西比”觀點。此觀點先認定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等實皆出于“六藝”，“國學”即“六藝之學”[17]8-9。此觀點又認定“六藝之學”為中華最陳舊學術文明之源頭，且有著“普世價值”的意義[17]17-20。此觀點最后認定六藝亦可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[17]17-20。馬師長教師明確提出“中華六藝可統攝西來一切學術”之觀點，實際上就是“中國哲學”之新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之新書寫，就是提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之構建法、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之書寫法，只是沒有以“哲學”定名罷了。
有名哲學家、哲學史家湯一介師長教師，剖析馬一浮師長教師《泰和宜山會語·論西來學術亦統于六藝》一節，認為“道”對任何平易近族說都是“本然之善”“性德之真”，所所以分歧的，認為“六藝”乃“人類之心靈”之體現，故能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[17]17-20，一切學術文明不過是尋求真、善、美【8】。
“華學款中國哲學（史）”構建與書寫之瞻望一。馬一浮包養平台師長教師試圖采用“化西比”格局，構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，是不是很勝利，還有待觀察。但踵事增華，不克不及結束。接續馬師長教師，還有工作可作。好比，中華哲學固有格局———“始于正的方式，中經負的方式，上達繞的方式”———可否用來構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，就可以討論。運用此格局，實際上是接著饒宗頤師長教師講，同時也接著馮友蘭師長教師講。馮師長教師《中國哲學簡史》講“始于正的方式，而終于負的方式”，認為“負的方式”為哲學之“最后頂點”[18]，這是一個不錯的框架，其構想是以歐西“正的方式”為環節、特例，而以中華“負的方式”為高階框架、高階格局。他說中華哲學是“負的方式”，歐西哲學是“正的方式”，同時又說哲學“始于正的方式，而終于負的方式”，結論只能是：哲學從歐西哲學開始，到中華哲學結束，即哲學發展之歸宿在中華哲學。用這個框架來構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，是可以有新的收獲的。
馮氏框架很好，但有局限性：說歐西哲學是“正的方式”，問題不年夜，因歐西“包養金額剖析哲學”“語言哲學”等，只是柏拉圖“絕對直答”之延長，它只講中華哲學三款六式中之“直款”（A=A），少講“不款”（A≠A），幾乎不講“繞款”（A≈A）；但說中華哲學“只要負的方式”，似有問題。化西宗的研討表白，中華哲學中有“正的方式”（A=A），也有“負的方式”（A≠A），更有“繞的方式”（A≈A）。這般則馮師長教師說哲學要從“正的方式”發展到“負的方式”，以“負的方式”為終點、最后頂點，是有些問題的；以“負的方式”為頂點，似是中途而廢。馮師長教師已見到“正的方式”與“負的方式”兩途，然未能真正講透中華禪宗之“繞的方式”，是“中途而廢”之典範案例。
“華學款中國哲學（史）”構建與書寫之瞻望二。“中華格局”，就是中華文明之“操縱系統”，此“操縱系統”，含直—不—繞三款。如五行之關系，就含相生、相克、相乘、相侮、相化、相制六式，分三組：相生與相乘為一組，一活一逝世；相克與相侮為一組，一活一逝世；相化與相制為一組，前者通過圈外人而生，為活，后者通過圈外人而克，為逝世。第一組為直款之兩式，第二組為不款之兩式，第三組為繞款之兩式。周易哲學亦然，易一名而含三義，即變易、不易、簡易三款。變易為易之確定義，為直款；不易為易之否認義，為不款；簡易為易之確定兼否認義，為繞款。同樣，《墨辯》“負而不撓說在勝”一段中亦含三款：“權勝重也”，為直款；“權不勝重也”，為不款；“權重相若也”，為繞款。《莊子·則陽》“言而足”一段中亦含三款：“言而足”，為包養意思直款；“言而缺乏”，為不款；“言默”與“非言非默”，為繞款。
此種“直款—不款—繞款”格局，乃是中華歷代哲學家配合構建而成的“公共包養俱樂部哲學框架”。此框架不偏執于直款，不偏執于不款，同樣不偏執于繞款，而是三款并重，強調“合且離”之思維，如“合本體論與現象論、同時離本體論與現象論”之思維、“合天然主義與人文主義、同時離天然主義與人文主義”之思維、“合進化論與循環論、同時離進化論與循環論”之思維、“合主謂式句辭與相關律名學、同時離主謂式句辭與相關律名學”之思維、“合內在關系與內在關系、同時離內在關系與內在關系”之思維、“合實在論與符號論、同時離實在論與符號論”之思維等。整體主義、全息主義、機體主義、情義主義sd包養等，諸多描繪“中華思維”“中華格局”之詞，均是此種不偏執于直款，不偏執于不款，同樣不偏執于繞款之思維，均是此種三款并重之“年夜某主義”。此種“年夜某主義”，到明天，正愈益煥發出其“化鑄梵歐”之強年夜性命力。運用此框架，可修改中華哲學中若干嚴重問題，亦可破解歐西哲學中若干嚴重問題。
以直—不—繞三款、正—負—繞三款為格局，以中華文明之“操縱系統”為格局，來構建一種“中國哲學”，來書寫一種“中國哲學史”，也許就是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。此種哲學請求將實體—屬性、本質—現象、普通—個別等，比量齊觀，說主要，都主要，說不主要，都不主要，一碗水端平；而不是像歐西哲學那樣，重實體而輕屬性、重本質而輕現象、重普通而輕個別。好比中華陰陽哲學，就認為陰與陽劃一主要，陰陽互動，陰中有陽、陽中有陰；正偏關系、主賓關系、高低關系、擺佈關系等，同其事理。好比中華美學，不僅講“實”，還講“虛”，更講“虛實相涵”；講“實”是“直款”，是“直答”；講“虛”是“不款”，是“不答”；講“虛實相涵”是“繞款”，是“繞答”。以此種美學為框架、格局，是完整有能夠消化執著于講“實”、少講“虛”、不講“涵”之歐西美學的。這樣構建出來的“中國哲學”，也許就是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；這樣寫出來的“中國哲學史”，也許就是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。
“華學款中國哲學（史）”構建與書寫之瞻望三。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，還可以接著“易經”講。因為“系辭格局”實乃一套“全值邏輯系統”，即窮盡所有的能夠性之邏輯系統，其根元框架為三款八式。“系辭格局”作為“公共哲學框架”，可用來剖析一切關系，如中華哲學中陰陽、彼此、有無、高低、長短、善惡、美丑、真假、好壞、一多、空假、空中、假中以及歐西哲學中本體—現象、實體—屬性、唯物—唯心、主體—客體、唯理論—經驗論等之關系。
“系辭格局”源于《周易·系辭》中“是故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兇，吉兇生年夜業”一段話。根據南宋年夜哲學家朱熹（1130—1200年）梳理“系辭格局”之理路【9】，在陰、陽二元框架下，兩儀只能天生四象；四象再生陰、生陽，只能天生八卦；八卦再生陰、生陽，只能天生十六卦；十六卦再生陰、生陽，只能天生三十二卦；三十二卦再生陰、生陽，只能天生六十四卦。八卦框架下，太陽兩式為直款，太陰兩式為不款，少陽、少陰四式為繞款。此套“全值邏輯”，即為“公共哲學框架”之模板，即為吾人構建三款八式“公共哲學框架”之根元理論。
以上八句中，第（1）、（2）句為直款兩句，第（7）、（8）句為不款兩句；第（3）、（4）句為亦陰亦陽兩句（第（3）句陰先逝世雙亦句，第（4）句為陰先活雙亦句），第（5）、（6）句為亦陽亦陰兩句（第（5）句為陽先活雙亦句，第（6）句為陽先逝世雙亦句），此四句合為繞款四句。凡三款八句，為根元八句。因八句中之任一句均蘊涵八句，故陽辭之邏輯全值為六十四句。此為基礎六十四句。與“陽辭”（確定判斷）六十四句同時存在的，還有“陰辭”（否認判斷）六十四句與“兼辭”（模態判斷）四個六十四句。合計六個六十四句，共三百八十四句。二元關系下，合并計算陽辭、陰辭、兼辭，其邏輯全值為三百八十四句。換言之，以“系辭格局”講任一二元關系———如陰陽、彼此、有無、高低、長短、善惡、美丑、真假、好壞等———必窮盡于此八根元句、六十四基礎句、三百八十四全值句。
若將“系辭格局”與中華哲學“最完滿的均衡態”思惟聯系起來，則可知湯一介師長教師所論“最完滿的均衡態”[19]，在邏輯上，就是指任一二元關系必窮盡于八根元句、六十四基礎句、三百八十四全值句，任一三元關系必窮盡于十六根元句、二百五十六基礎句，兩千五百十六全值句，任一四元關系必窮盡于三十二根元句、千二十四基礎句、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全值句包養金額，任一五元關系必窮盡于六十四根元句、四千九十六基礎句、十三萬九千二百六十四全值句，六元關系、七元關系等類推。只要把這些關系所有的提醒出來，才是“最完滿的均衡態”。
“系辭格局”八根元句、十六根元句、三十二根元句、六十四根元句之框架，也許就是到今朝為止，所能找到的構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之最優框架。有了框架、有了方式，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就有能夠在當代人手中完成。
這就是化西宗對于用“化西比”格局構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之幾種瞻望。落實起來有難度，但能夠性是存在的。到今朝為止的研討表白，“比較哲學”至多有“歐化比”“并置比”“化西比”三年夜格局，分別對應“漢學”“國學”“華學”。用此中任何一款，都可以構建出一種“中國哲學”、書寫出一種“中國哲學史”。
總之一句話，到今朝為止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，有采用“歐化比”格局者，如謝無量、胡適、馮友蘭等，所得為“漢學款中國哲學”“漢學款中國哲學史”；有采用“并置比”格局者，如張東蓀、張岱年等，所得為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；有試圖采用“化西比”格局者，所得將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。但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迄今并未真正成立，完成其事尚任重道遠。有之，請從吾輩始。
參考文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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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9]湯一介．湯一介集（第八卷）[M]．北京：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，2014：255—259.
注釋
【1】文章思緒，醞釀已久。草稿曾在“紀念馮友蘭師長教師誕辰120周年暨馮友蘭學術思惟研討會”（2015年11月21日—22日，清華年夜學）上宣讀，題為《“中國哲學史”之四度書寫：從謝無量、胡適、馮友蘭到張東蓀》（張耀南），后支出論文集《現代中國哲學與新儒學》（陳來主編，清華年夜學出書社，2017年3月，第333—346頁）中。調整思緒之后，第二稿又在“中國哲學的原創、詮釋與轉型”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哲學史學會2017年年會（2017年9月9日—10日，首都師范年夜學sd包養）上宣讀，題為《漢學—國學—華學視野下的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———四論漢學—國學—華學》（張耀南，錢包養故事爽）。與此相關的、只討論“格局與格局學”之專文《以華學為畢竟格局論———五論漢學國學華學》（錢爽，張耀南）亦曾在北京歐洲漢學會“當代中國文明影響力天生國際論壇”（2017年11月24日—25日，北京師范年夜學）上宣讀。今再引包養留言板進張岱年、馬一浮等大師之構想，進一個步驟深化“中國哲學構建法”“中國哲學史書寫法”之研討，而成此文。
【2】錢爽，張耀南《格局與格局學：“漢學—國學—華學”與“歐化—并置—化西”———五論漢學、國學、華學》剖析認為：實際上，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是“漢學”這一款“以歐化中”之“歐化”格局的兩種表現情勢，Sinology觸及的領域較狹窄，而Chinese Studies觸及的領域較寬泛，但均屬“以歐化中”之“歐化”格局。Sinology可以說是部分的“以歐化中”，而Chinese Studies可以說是全盤的“以歐化中”。參見：包養價格黃會林主編《當代中國文明國際影響力的天生———“第三極文明”論叢（2018）》，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19年，第139—140頁。
【3】南案：何兆武以“經院哲學”指稱中華固有哲學，自己就是一種“連類”，是“把上等的茅臺變成劣質的XO”“把上好的龍袍變成三流的西裝”之舉。參見：何兆武《中西文明交通史論》，中國青年出書社，2001年，第33頁。
【4】參見：謝無量《中國哲學史》，中華書局，1916年，《緒論》第1—3頁。又可參見：該書第一編下，中華書局，1916年，第6—10頁。
【5】學界有一種見解，認為謝著《中國哲學史》“大略沒有越出傳統的儒家古史觀的藩籬”（馮契台灣包養主編《哲學年夜辭典·中國哲學史卷》，上海辭書出書社，1985年，第118頁），此說在“中國哲學史”范圍之內，也許是對的；但若放到“中國哲學構建法”“中國哲學史書寫法”中往觀察，就有些不當。因為該書批評各家學說，良多處所甚至主體上，的確是采用了歐西哲學中所謂“新”的“格局”。
【6】參見：張東蓀《公孫龍的辯學》，《燕京學報》第三十七期，1949年；《中國哲學史上釋教思惟之位置》，《燕京學報》第三十八期，1950年；《本無與性空》，《現代佛學》第一卷第一期，1950年。
【7】參見：牟宗三《中國哲學的特質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997年；陳堅《評胡適和牟宗三的“中國哲學特征論”》，《廣西年夜學學報》，1999年第5期。
【8】參見：《馬一浮的國學觀———為〈馬一浮選集〉所寫的序》，《湯一介集》（第六卷）《思慮中國哲學》，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，第107—116頁，2014年4月第1版。2012年4月30日脫稿，5月4日修正第一稿，5月5日修正第二稿。原刊于《中華讀書報》，2012-07-25。
【9】參見：《朱熹集》卷37《與郭沖晦》，四川教導出書社，1996年，第1654包養站長—1655頁。又見：張岱年《中國哲學年夜綱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，1982年8月第1版，第26頁。